已经写了一些我所熟悉的朋友的印象。近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吴高钟的印象，特别是在北京宋庄看了他的展览之后，想写他念头愈加地明显了。
我与吴高钟的相识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是一起参加的高考。之后他在南艺，我在南师。读书期间，我们也多有来往，关系一直不错。毕业后，他跟女友去了徐州，在徐师教书；我回了常州，在常技院教书。记得大概是95年前后，他去广东美院进修，回徐州后就开始关心当代艺术了。但当时高钟的主要心思还是在架上。他画了许多跟石头有关的油画，画面都比较大。画面效果跟他的为人很像：做工克实、厚重，理想虚无、致远，观念淡薄、直接，心态平和、实在。在徐州那个地方，我觉得艺术家只能是孤独的，艺术也只是“疗伤”的一种手段。至于其他，或许就是等待，或许就是边走边看了。
98年的冬天，我去徐州看望了高钟，看了他画的画，看了他从情绪里挤压出来的一些装置实验。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一边聚旧，一边展望着未来，非常地“上进”。与高钟交谈，虽然没有障碍，但把话题聊进去也不是很容易的。这倒不是高钟没有深度，是他的深度要你去探测，挖出一点算是一点，他是断然不会直接地都倒出来给你的，他是矜持的。我当时正在主编《图文志》一书，我希望这本书他也能参与。后来他参与的作品叫做《多情——练字》，是用他的血在毛边纸上写字。这件作品收集在《图文志》一书中。用他身体的体液做作品，当时对他来说是一种体验。他也用他的精液写过字。
吴高钟在观念上的转折可能还是他的行为——从牛肚子里钻出来。这件作品在2000年的时候被媒体暴炒过，中国的行为艺术背负恶名，我觉得与这件作品有关。我知道高钟是很在乎心理体验的人。他对于这个行为的结果，其实很少考虑。所以，媒体的炒作，与他内心的想象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但媒体倒是成全了他的另一种逼迫，这就是彻底地沉静下来，返观自身。之后他经常去北京，并逐渐定型为北京与徐州两栖人物。
高钟在用毛做装置之前，他对食物的变质、腐烂、发霉，做了好几年的实验，作品大都用图片呈现，如霉菌所造成的山水与风景。我想，“长毛”就是对食物发霉长毛的直接延伸。这次在宋庄美术馆所展出的作品，基本都是用棕毛密密地穿刺在具体实物的表面，自然发霉变成了人工“栽赃”。许多朋友看了高钟的作品，都觉得不错，是视觉上效果不错。
   但高钟的作品，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依然觉得还只是停留在材料艺术上。虽然实物的选择带有文化符号，但这里面的关系是牵强附会的，是松松垮垮的。因为这些符号基本被限制在了“先在”的这个假定上：长毛。这无疑形成了一个简单而幼稚的思路，“长毛”是第一性的，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性的。假设这个判断真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毫无障碍地长久地生产下去。他或许很符合今天的市场，但我觉得在学术上的建设性，或许是已经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了。是不是这样？我想以后与高钟还会直接面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