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卫兵》到《中国花猫》──蒋朔雕塑作品的观念和语言实验
廖雯
初见蒋朔，我想起一个久违的词──优雅。“优雅”是一种有些古典的、从里到外都美丽的女性风采，相貌秀而不艳，气质贵而不骄，而且要二者兼备，有气质没模样显得生硬，有模样没气质或者拿一种架势又流于做作，最重要的是天生丽质和骨子的“教养”，过去难得，现代更难得，所以一见蒋朔的优雅就觉得熟悉。
蒋朔的作品却不是优雅一路。蒋朔的《红卫兵》系，反复再现了当年“红卫兵”夸张的集体化、戏剧化场景：军队操练加戏曲亮相的效忠情绪，搏击大浪而勇往直前的象征性浪漫，淹没在红海洋中的宗教狂热……而蒋朔把当年顶天立地的“红卫兵”塑造成一群无个性、无性别、无表情、无头脑的小矮人，他们个个身着时尚的戏装——军装，手持时尚的道具——红宝书，脸孔朝天，只在脸孔中间留下了喊口号的空洞。中国民间的无结构关系的浑圆的造型方式，局部的平面化雕刻处理，使得这些“红卫兵”看上去既儿童化幼稚天真，又动物般笨拙无知。
蒋朔这一代中国人，整个青春和成长过程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文革”无情地切断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连，代之以狂热的共产主义信仰。“红卫兵”作为青年在文革中最前卫的社会身份，曾经是这一代人追求进步和时尚的标志。他们借此唯一可以扮演的社会角色，裹挟着青春期的躁动与盲目，在那个疯狂年代的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游戏，并成为影响他们终生的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随着文革时代的被否定，以及移居海外的西方生活，蒋朔透过时空造成的双重距离感，将她对文革的重新反省和文化记忆，凝固在她的作品中了。
用同样的语言方式，蒋朔将“红卫兵”形象，与中国民间“连年有余”的“福娃”形象，“波普”化对接，依然是集体化、戏剧化的场景，依然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亮相”姿态，手中高举的“红宝书”，变成了现在流行的西方商业形象的象征，如汉堡、可口可乐、手机等等，一样地使劲，一样地用心，一样地狂热，一样的盲目、一样地耗费着青春和生命，当下的中国人，正在以当年“向前进”的姿态“向钱进”，而心中的追逐却完全改变了方向。
这些作品观念上类似于早些年国内很火的“政治波普”。“政治波普”一般都选取具有时代意义和政治意味的形象，重新拼贴、并置，消解原形象具有的严肃意义。不同的是，“政治波普”的艺术家是英雄主义的一代，消解政治时代英雄，也依然没有放下英雄式的“批判”姿态，也比较回避把个人情感带入作品，而蒋朔的作品却是轻松和充满感情的。蒋朔在红卫兵的幼稚可笑和民间玩具的幼稚可爱之间，找到了一种夸张的、幽默的联系，并使用民间玩具的无结构关系的、饱满的造型手法，大头的孩童比例，浑圆的身子、胳膊、腿脚，圆圈的嘴，以平面化雕刻处理衣兜、纹饰、头发等细节，还有一些简化而生动地处理，如圆洞形的嘴，切片行的手指等，一个个、一群群，个性不鲜明、性别不分明，同样地真诚用劲，也同样的无知无畏。这让我想到一种童年的经验，如果一个孩子大踏步向前走，后面就会不断跟上来一个个孩子，大家不自觉地被一种莫名的集体热情鼓舞，一起向前进，却不理会为什么向前进。
从“向前进”到“向钱进”，对于政治，只是一种权力的转换，而对于个人，因为被“蛊惑”的状态是同一的，所以伤害最终是永久的。蒋朔的作品姿态，仿佛人们成熟后回望自己成长过程的儿童游戏、青春残酷，有反省、有自嘲、有感情，但没有居高临下、剑拔弩张的批判。其一，蒋朔也曾经是“红卫兵”，是在为革命理想耗费过青春的一代，那个时代从政治上否定容易，而文化记忆对个人的信仰、经验、感情产生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而十多年在欧洲的生活，时空造成的双重距离感，足够的时间和安静，对问题的反省也因成熟而理性。其二，蒋朔的善良本性和优雅教养，决定了她对人对事的宽容态度，我在后来与蒋朔亲近的接触中常常能感受到这点。
蒋朔的新作品《中国花猫》系列，离开了她使用多年的“红卫兵”形象和青铜材料，以西方现代雕塑观念，将“中国花猫”和“福娃”的象征性造型简化，塑成混沌、饱满的团块状，以西方材料构成观念，将中国民间传统以布、纸裱糊容器的方式转换，在花猫和福娃上贴以非常中国的绸缎和花布片，使花猫和福娃的造型看上去更混沌、华丽、时尚、中国。我想是蒋朔试图转化中国传统语言的新尝试。
2012/12/19改于宋庄小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