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尽三极开天路——与班禅画师尼玛泽仁探讨藏画艺术走向

王天国（台湾艺评家）：在台湾，一谈起当代藏画艺术的发展，不管是宗教界，还是藏文化研究界、美术界、收藏界，人们都习惯称你为“画佛”。

尼玛泽仁：过奖了。“画佛”称不起，我是藏族人民培育出来的藏族画家。我的藏文化国画作品得到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的好评，早在1986年班禅大师亲赐我为“班禅画师”。发展藏族文化、传播藏族文化、引进外来文化与藏族文化进行交融，是我终生所追求的。

王天国：20多年来，中国美术界一直关注你这位藏族画家藏文化国画作品的走向。因为你的作品使古老的藏画艺术走出了宗教殿堂，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既完全离开当今画界的种种观念、主义、流派乃至学院、非学院，抛弃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框框圈圈，又没有沾染上当代都市人的浮躁与痛苦、欲望与挣扎、孤寂与无奈、冷落与失衡等病症，并能默然地悠游于自我的笔墨天地，营构灵逸拔俗的中国画艺域，在世界第三极——珠峰上打开藏画艺术之天门，走尼玛泽仁的人文艺术天路。这是我一直想与你探讨的话题。

尼玛泽仁：一个民族艺术的产生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藏族文化艺术是1300多年来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依附于宗教而发展，宗旨始终是作为供奉品而存在，在宗教殿堂里表现佛的世界，与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脚步是完全脱节的。世界美术史表明，人类艺术起源从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野牛开始都有过类似的历程，意大利文艺复兴带来了整个欧洲文艺的发展，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意味着对宗教的背叛，中国绘画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逐渐同宗教艺术脱离，演变成文人画。而藏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仍原封不动地把宗教艺术封冻在珠峰下的大雪山里，供奉在寺庙里。

王天国：画什么、怎么画是寻求民族艺术新方向、确立艺术创作位置的关键。

尼玛泽仁：精神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支柱。藏族能在浩瀚的刺透苍穹的荒寒世界，连脚下的地平线都高于海平面数千米的高原大陆生存下来，使人类生命的顽强、信念的坚定在这里得到最大张扬，靠的是一种生命意识，即对死的从容、对轮回的向往、对宇宙的崇拜，如同看到了终极真理，靠这种信仰和精神生存于世界第三极。地球上的南极、北极，在20世纪初才有了人类的足迹，而藏族几千年来没有抛弃这块生命的极限之地并且创造了灿烂的藏族雪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世界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在藏族的信念里，天地人融合在一起，带来一种凝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又在神化中引发人性，分辨不清是生活中的神还是神话中的生活，神人交融，天人合一，时空飞腾，形成整个民族一种心底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一种让人走进神的世界、走入大千宇宙的意识。如何用现代审美观去重新发掘在这里仍然存在着的人类原初的精神、源远流长的影响力以及源自本土的巨大灵魂沉重的颤动？这就是我画笔的聚焦点和藏族文化艺术发展的突破口。

王天国：中国书画主张精神境界要从艺术的物化中呈现出来，索求的是特殊的神韵。

尼玛泽仁：欧洲人用了整整500年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时间最终完成其蜕变，把宗教绘画发展成新的绘画艺术，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许多可借鉴的案例。作为一个藏族汉子，我一边研究藏文化，一边研究汉文化，还担负着藏语系高级佛学研究员，对藏族历史、宗教、文化、艺术有着较深的知识、深厚的情感和独到的理解，因此在表现藏族文化艺术上有着崭新的视角和特殊的优势。《羊群已经远去》《纯净》《雪域生灵》《遥远的回忆》这些作品中，藏画艺术元素运用得并非那么明显。我将宗教绘画观念与理念升华至另一个高度，即用人性化去表现和烘托整个社会。作品中没有明确的具体标志性的藏族文化符号或背景，而是打破文化界限，直抒藏文化的精神内涵。如果你是一位细心的读者，可从藏族姑娘怀中揣的羊羔、手中牵的骏马，雪域中的生灵，甚至周围一点一滴的细小环境中，找到它所带来的那个民族深深的烙印。我希望让这种人生体验、宗教感悟、自然情怀打破传统绘画的品位，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人文世界的大家庭。